1.3万年前火烧痕迹引出重大考古发现：山东临淄赵家徐姚发掘出史前人类遗址

赵益超在考古发掘中。前火

遗物分布状况及用火遗迹。烧痕史前

赵家徐姚遗址出土可复原陶器标本。迹引家徐掘出
（神秘的出重地球uux.cn）据海报新闻：一万三千多年前，在一个后世被称为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村的大考东临地方，燃起了一把熊熊烈火。现山这火，淄赵点燃了附近的姚发遗址树木草丛，也把土地烧得发红。人类当时的前火人们肯定不会想到，就是烧痕史前这火烧留下的蛛丝马迹，让后人得以借此追寻先民足迹，迹引家徐掘出并试图揭开先民们神秘生活的出重一角……近日，记者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大考东临考古人员在赵家徐姚村西发现了一处距今大约1.3万年的现山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出土了山东乃至中国北方地区最早的陶器。更为重要的是，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海岱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使得海岱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基本完整起来。
1300多座战国墓背后的秘密
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如果没有前文所说先民留下的火烧的痕迹，这一重大发现或将失之交臂。
临淄是齐国故都，自古就物产丰饶，历史文化浓厚。在淄博市临淄区齐国故城附近，有1300余座汉代墓葬。2021年的11月份，考古人员在进行汉代墓葬群的清理时，发现墓壁剖面出现了数层红色的烧土。
“这些汉代墓葬深度普遍6—10米，按照墓葬的埋藏深度，不应该出现红色的烧土。”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益超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红烧土不一般，“这是燃烧导致的。根据层位关系，年代早于后李遗址(距今8500年)。”
虽然感觉到这片红烧土不一般，但是考古人员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是人为的火烧痕迹。万年的文明更迭，早已经是沧海桑田。这片神秘的红烧土，很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遗存，但也有可能是大自然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在汉代墓葬考古发掘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的前提下，继续在这片田野进行考古开拓，有可能最终发现是自然火烧，这也就意味着耗费人力物力，毫无收获。
然而，如果这片墓葬真的掩盖掉一个文明的痕迹，那对山东的考古研究乃至全国的考古研究都是一个损失。
已经是11月底，寒冷开始降临，霜冻后的大地将给考古工作的难度再加筹码。是继续在这片田野上研究下去，还是将本年度的汉代墓葬圆满结题?最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相关领导毅然决定，继续挖掘!不放弃任何人类文明起源的线索。
那么，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大面积的红烧土?民族学研究表明，狩猎者、采集者和农耕者将火用作工具对周围环境进行改造，实现景观管理目标的行为较为普遍。
“举个例子，通过火烧来驱赶获得猎物；因为一些猛兽怕火，因此火烧可以减少获取猎物时的阻碍和危险；烧荒以用于刀耕火种，或者减少特定植物的资源竞争以获取特定植物资源等等。”赵益超解释，在原始社会人力不足的条件下，借助火烧的力量改善自然条件，是先民们一种常用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也正是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农业文明的兴起。
发现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
决定性的证据出现在2022年4月份。
随着挖掘的深入，在这片面积约400平方米的遗址中，大量的人类遗存被发现。出土了包括200余件早期陶片在内的1000余件早期人类遗物。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陶片、陶塑为主，还有少量的石制品和蚌壳制品。这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对早期陶器起源研究有重要价值，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
这些出土器物毫不起眼，别说跟动不动就给国人一个惊喜的三星堆相比，就是和山东本地大家耳熟能详的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出土的器物相比也差得太远。在所有的出土陶片中，仅能复原出两件器物。但就是这堆陶片和这两件器物，让赵益超兴奋无比。“这可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山东乃至中国北方最早的陶器!咱们的龙山文化，陶器之精美无与伦比，但是，制陶水平的提高不是一蹴而就的，肯定是经过了漫长的过程。咱们这次出土的器物看似不起眼，但是工艺越稚嫩越显示其年代之早，也是其价值之所在。”
根据考古研究，此次出土的动物骨骼及陶片的时间均为1.3万年左右。这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的关键时期，是人类发展史上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也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学界对这一课题的探索仍在不懈的推进之中。正是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先离开寒冷的“冰河时代”，沐浴在全新时代温暖的阳光之下，逐渐学会了烧制陶器、磨制石器、驯化作物和定居村落，开辟了人类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转变的新纪元。“这些人类遗存的发现，充分说明当时这里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有可能是狩猎场或者采集农业果实的场地。”赵益超告诉记者。
遗址的年代确定，也就意味着此次考古发现，为认识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遗址的发现补上了海岱地区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文化序列的一个缺环。
赵益超解释说，此前，山东新石器时代从岳石文化上溯到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北辛文化、后李文化，直到扁扁洞遗址，其最早年代可到距今1万年，在旧石器晚期则发现了凤凰岭遗址，其年代距今1.3万-1.8万年。那从1.3万年到1万年之间是什么?以前是不知道的。赵家徐姚遗址测定的红烧土的年代为距今1.3万-1.1万年，不正好可以弥补这段空白吗?此后，海岱地区从旧石器晚期到整个新石器时代的文化序列，基本上算是补齐了。
探寻13000年前先民的生活
一万三千多年前，齐鲁大地的先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出土的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掺杂着植物茎秆，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对成熟，这也是迄今山东发现年代最早的陶器。”赵益超说，这些陶片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成熟，整体厚度较薄，厚度基本为0.7厘米左右，质地均匀，器型规整，不仅如此，个别陶片见有穿孔痕迹，有可能是为了方便陶器携带或者存放。
记者了解到，这种先进的制陶工艺，与其他早期遗址出土的夹砂陶形成鲜明对比，反映出当时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远比此前认知的程度更高，这里有可能存在更为原始的陶器起源阶段。有意思的是，遗址所在地的淄博市，目前依然是国内瓷器制造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此外，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以环颈雉等鸟类和鹿类为主。“一些鹿类和鸟类的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等痕迹，说明古人类的肉食以鸟类和鹿类为主。”赵益超说。
陶器的普遍应用，意味着人口的流动性降低，人们更倾向于安居的稳定生活——有先进的工具，能够捕猎动物，还可以通过火来提高生产力，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万三千多年前的先民们，过着相对稳定富足的生活?
“通过对火塘的研究，火塘的利用强度、频率、程度不够。且遗址内没有其他生活遗迹分布，生产、生活工具也较少。这说明遗址性质为临时性活动营地。”赵益超解释，此次发现的遗址，很有可能是先民们临时活动的场所，此外，遗址内陶器、骨骼破碎严重，其他生产生活类以及工具类遗物较少，说明遗址的废弃程度较高，属于彻底废弃。
“这种彻底的废弃意味着流动性较强的生活方式，及当时可能不稳定的地貌背景。遗址内出土动物骨骼年龄整体较小，陶器经过修补，也说明人们对生活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可能面临较大的生业压力。”在赵益超看来，种种研究迹象都表明，先民们面临着食物不足、生存工具紧张的生存压力，不过，这也反映出一万年前人类文明起源时期的生活与文化方式。
考古学家就像侦探一样，即便无法得到最终的真相，也要努力逼近真相。赵益超说，他们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最重要的就是先把先民们的那把火搞清楚。此前他们已经进行了多次模拟试验，并进行了多学科合作研究。接下来还会有什么重大发现?赵益超充满了期待。
(本版图片均由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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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的地球uux.cn）据齐鲁壹点（记者 郭春雨）：一万三千多年前的山东人如何生活？
赵家徐姚遗址也许能够揭开先民们神秘生活的一角：近日，记者从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获悉，考古人员在淄博市临淄区赵家徐姚村西发现了一处距今大约1.3万年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的人类遗址，出土了包括200多件早期陶片在内的1000余件早期人类遗物。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也为我们描绘出一幅远古时期先民的生活画卷。
1300多座战国墓背后的秘密
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本身就带着传奇色彩：淄博是齐国故都，自古就物产丰饶，历史文化浓厚。
在淄博市临淄区齐国故城附近，有1300 余座汉代墓葬。2021年的11月份，考古人员在进行汉代墓葬群的清理时，发现墓壁剖面出现了数层红色的烧土。
“这些汉代墓葬深度普遍 6—10 米，按照墓葬的埋藏深度，不应该出现红色的烧土。”作为项目的负责人，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赵益超敏锐地察觉到这些红烧土不一般，“这是燃烧导致的。根据层位关系，年代早于后李（8000年）。”
虽然感觉到这片红烧土不一般，但是考古人员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能够证明这是人为的火烧痕迹。万年的文明更迭，早已经是沧海桑田。这片神秘的红烧土，很有可能是人类文明的遗存，但也有可能是大自然开的一个小小玩笑——在汉代墓葬考古发掘任务已经基本结束的前提下，继续在这片田野进行考古开拓，有可能最终发现是自然火烧，这也就意味着耗费人力物力，毫无收获。
已经是11月底，寒冷开始降临，霜冻后的大地将为考古工作的难度再加筹码。是继续在这片田野上研究下去，还是将本年度的汉代墓葬圆满结题？反复的思量中，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毅然决定，继续挖掘！不放弃任何人类文明起源的线索。
如果在这片墓葬中真的掩盖了一个文明的痕迹，那对山东的考古研究乃至全国的考古研究都是一个损失。
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大面积的红烧土？民族学研究表明，狩猎者、采集者和农耕者将火用作工具对周围环境进行改造实现景观管理目标的行为较为普遍。
“举个例子，通过火烧来驱赶获得猎物；因为一些猛兽怕火，因此火烧也可以减少获取猎物时的阻碍和危险；烧荒以用于刀耕火种，或者减少特定植物的资源竞争以获取特定植物资源等等。”赵益超解释，在原始人力不足的条件下，借助火烧的力量改善自然条件，是先民们一种常用的做法，而这种做法，也正是我们从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的重要标志，这意味着农业文明的兴起。”
1000余件早期人类遗物
决定性的证据出现在2022年4月份。
随着挖掘的深入，在这片面积约400平方米的遗址中，大量的人类遗存被发现。出土了包括200余件早期陶片在内的1000余件早期人类遗物。出土遗物以动物骨骼、陶片、陶塑为主，还有少量的石制品和蚌壳制品。这是中国北方地区出土陶片年代最早的遗址之一，也是整个东亚地区出土早期陶片数量最多的遗址之一，对早期陶器起源研究有重要价值，是中国史前考古研究的重要突破。
“这些人类遗存的发现，充分说明当时这里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有可能是狩猎场或者采集农业果实的场地。”赵益超告诉记者。
根据考古研究，此次出土的动物骨骼及陶片的时间均为 1.3 万年左右。这是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的过渡的关键时期。是人类发展史上沧海桑田般的巨变，也一直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要课题之一。目前对这一课题的探索仍在不懈的探索之中。正是从那时起，我们的祖先离开寒冷的“冰河时代”，沐浴在全新时代温暖的阳光之下，逐渐学会了烧制陶器、磨制石器、驯化作物和定居村落，开辟了人类从攫取性经济到生产性经济转变的新纪元。
遗址的时间确定，也就意味着此次考古研究的发现，为认识中国北方地区尤其是山东地区旧新石器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为理解中华文化的渊源提供了重要材料，为研究一万年人类文明起源史提供了标本。
狩猎、采集，为生计奔波的先民生活
一万三千年多前，齐鲁大地的先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
“出土的陶片质地均匀、器型规整，胎土掺杂着植物茎秆，属于典型的夹炭陶工艺，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已经相对成熟，这也是迄今山东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陶器。”赵益超说，这些陶片说明当时的制陶工艺成熟，整体厚度较薄，厚度基本为 0.7 厘米左右，质地均匀，器型规整，不仅如此，个别陶片见有穿孔痕迹，有可能是使陶器更加便于携带或者存放。
记者了解到，这种先进的制陶工艺，和与其他早期遗址出土的夹砂陶形成鲜明对比，反应出当时人类社会的文明化进程远比此前认知的程度更高，这里有可能存在更为原始的陶器起源阶段。
有意思的是，遗址所在地的淄博市，目前依然是国内瓷器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
此外，遗址内还出土了大量动物骨骼，其中以环颈雉等鸟类和鹿类为主。“一些鹿类和鸟类的骨骼表面存在切割等痕迹，说明古人类的肉食消费以鸟类和鹿类为主。”赵益超说。
陶器的普遍应用，意味着人口的流动性降低，人们更倾向于安居的稳定生活——有先进的工具，能够捕猎动物，还可以通过火来提高生产力，这是不是就意味着一万三千多年前的先民们，过着相对稳定富足的生活？
“通过对火塘的研究，火塘的利用强度、频率、程度不够。且遗址内没有其他生活遗迹分布，生产、生活工具也较少。这说明遗址性质为临时性活动营地。”赵益超解释，此次发现的遗址，很有可能是先民们临时性活动的场所，此外，遗址内陶器、骨骼破碎严重，其他生产生活类以及工具类遗物较少，说明遗址的废弃程度较高，属于彻底的废弃。
“这种彻底的废弃代表的可能是流动性较强的生活方式，可能不稳定的地貌背景及当时环境相关。遗址内出土动物骨骼年龄整体较小，陶器经过修补，也说明人们对生活资源的利用程度较高，可能面临较大的生业压力。”在赵益超看来，种种研究迹象都表明，先民们的面临着食物不足、生存工具紧张的生存压力，不过，这也正反映出一万年人类文明起源生活与文化方式。
赵家徐姚遗址的发现，填补了山东地区史前人类遗存发现的空白，为认识中国北方尤其是山东地区旧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过渡这一重大的历史变革提供了关键证据。此外，遗址保存相对完整，性质明确，对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意义。